市领导出席我市体品产业发展座谈会

内容摘要：　同时，从孔孟到二程，不止有两个为仁的问题，还有两个为本的问题，即朱熹所引二程的为仁以孝弟为本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观点。

同时，从孔孟到二程，不止有两个为仁的问题，还有两个为本的问题，即朱熹所引二程的为仁以孝弟为本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观点。

见氏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6-257页。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如一桶水，爱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处一杓，故谓之施。⑦ 仁与境界的高远是存在关联的，只是这高远是建立在下学的基础之上。湖湘学既重仁体又讲以性为本，故不太关注情的问题。但以觉为仁，只将针来刺股上，才觉得痛，亦可谓之仁矣。同时，从孔孟到二程，不止有两个为仁的问题，还有两个为本的问题，即朱熹所引二程的为仁以孝弟为本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观点。

但朱熹并不赞成这样的见解，在他看来，‘爱字不在同体上说，自不属同体事——是否同体，其实不是首先应当关心的问题：如以两碗盛得水来，不必教去寻讨这一碗是那里酌来，那一碗是那里酌来。统合来说，仁是在公天下的条件下实现的，人间的善德正来源于此。  五、严复群己权界存在的问题   严复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群己权界完整表达了现代自由的要旨，但这绝不单纯是对密尔原著的照搬，而实际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荀子群学的启发。

  [⑤]《十三经注疏•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  严复基于国民个体与政府的委托与授权关系，提出需要制定宪法，将国民个体权利和政府行政权力共同置于宪法的规定之下。盖国，合众民而言之曰国人（函社会国家在内），举一民而言之曰小己。  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国群在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的变迁，社会群体生活的组织建制总是会随之转变。

  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的意义上看，市民社会乃是国民个体的汇聚，与作为国民权力代行机构的政治国家不能通约，因此，两个领域不能混为一谈。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

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作为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或偷换，是由于严复为救亡图存的时局所迫，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以强有力的政府尽快扭转危局，以政治国家替代国群是为政府行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的一种策略。因此，政治国家总是与市民社会密切互动，时有冲突，也时有联合。另一方面是从广义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讲，群己权界代表着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

[16]其中，英国思想家密尔（1806-1873）OnLiberty一书中所谓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作为密尔OnLiberty的译述，在不少篇幅中，群就是指二元分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不论是二分法，还是三分法，其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因此，当代学界所指的市民社会通常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也即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过斯以往，皆为蔑理，而侵其应享之自繇权者。

  其中，国群的群己权界代表着严复论说整体的立意宗旨，他在《群己权界论》首篇开头就说：   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尽管在历史上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整体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⑧]的转变，使人类社会在前现代阶段一直是以血缘联接的社会（例如传统的氏族、宗族、家族社会，种族意义上的族群社会等），而在现代阶段转变为以契约联接的社会。

  [46][英]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64页。于是经累叶之争，而卒之有自繇通商之法制。

  [⑨]严复：《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0页。[50]而父母政府[51]事事亲力亲为反而让国民失去锻炼自治能力的机会，因此，现实中需要以地方自治之制，以摩厉其治国之才。在各种关于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中，不少学者一致认为，政治国家是国民群体权力最集中的体现。[31]   事立而于人有不利，如此则施者之身，虽为国律所不必及，可以为清议所不容。[22]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能现实有效地裁抑治权之暴横呢？严复给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23]此所谓群己权界，也即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这里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thestate）重叠在一起的概念，二者可以相互替用，其实质是相对于前现代的宗族社会、家族社会而言的现代性国群，而不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立的概念。

[41]   显然，这已经将市民社会的自由统统归为政界自由了。另外，他关于经济贸易群己权界的论述也主要是反对政府以行政执法权干涉自由经济。

  其实按严复的逻辑，政治国家只是全体国民权力的执行者，而非公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其行政的范围和内容必须代表全体国民的意愿，并接受其监督。  [13]《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3）政治国家的群己权界。[38]   而如果政府将通国人桀，尽入其彀中，久乃益深民之奋发务进取者，莫不喁喁，惟政府是向，甚且向其将为执政之党人，必然之势也。

然而，在严复的论述中却存在诸多混乱和误解，其中突出的两点在广泛存在于当前的相关讨论中，值得引起重视。其二，通过立宪明确限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和正当的行政内容，防止政府过度管辖而侵害国民的个体自由，其底线就是不能把任何可能影响到公民财产、人身、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力赋予行政者。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1]在当今学界，将社会与国家重叠在一起的观点依然比较常见，如金观涛说：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社会，[12]这里的民族国家与契约社会是统一在一起的，即国家即社会。

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  但不论怎样，这里严复所说的群即国群，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形态存在的国家社会。

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严复与荀子的群所指称的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他不仅已经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的意义上赋予了传统群概念新的涵义，而且所指代的国群也不是荀子那个时代以宗族、家族为社会主体的前现代国群，而是以国民个体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种是以洛克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国民个体只是将权力信托（trust）给政府，也即倾向于政治国家只是代理行使机构，国民个体始终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

  [12]金观涛：《现代民族国家与契约社会》，《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14]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参见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注2）   [1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据此而言，政治国家的权力与国民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也是群己权界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52]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8页。  [11]丛日云：《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此外，当代的政治学家又在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第三个领域（thethirdrealm）。  上节引文曾指出，政界自由，与政府管束为反对。

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关于政治国家在行使群体权力的同时，是否作为群体权力的所有者而存在，则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卢梭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国民个体以契约方式将权力让渡（alienation）给了政府，也即倾向于将政治国家视为群体权力的所有者。

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  [19]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